2007：經濟會不會放緩（3）

    3. 通脹壓力有多大？
    既是通脹又是通縮，的制造業過去是通縮、今后也是通縮，的服務業過去是通脹、今后也是通脹。而在這兩個中間，CPI數字的變化只有一個因素，就是糧食。
    主持人：近兩三年來，食品、水電、液化氣等商品和服務價格紛紛漲價，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之前指出，貨幣供應量M2增速加快，將對名義收入增加和價格上漲形成支撐。另有觀點認為，表面較低的CPI增速掩蓋了深層通貨膨脹壓力。2007年，經濟將面臨多大的通脹壓力？
    黃海洲：我認為2007年通脹的壓力會比2006年大，2006年全年的CPI是1.5%。我們預測2007年CPI是2.0%，或者稍微偏上一點，通脹還是比較溫和的。政府今年定的目標是CPI在3.0%以下。
    陶冬：在1980年代、1990年代確實出現過超高通貨膨脹。但19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亞洲金融危機以及隨之出現的通縮、產能過剩局面，的通貨膨脹出現了一個結構性的回調。此后，除了有個別時段如2004年CPI達到5%以上，基本上沒再出現過通貨膨脹。去年以來，CPI已經有所反彈，但今年1月份稍微有所下降，政府也出臺了一些措施抑制食品價格的過度上漲，我們相信短期內對于抑制CPI通脹有所幫助，但是整體來講的通貨膨脹是加速的。相信糧食價格上漲是一個中長期趨勢，甚至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在此拉動之下，今年通貨膨脹還會進一步升溫，我們估計年底時通貨膨脹可能會達到3%左右，這會引起央行的注意。
    黃海洲：去年12月，農產品價格上漲是銷售環節的問題，而非糧食供應不足。如果真是出現糧食供應不足，引發的問題可能會嚴重一些，但考慮到貿易余額、外匯儲備如此之高，進口糧食很容易，除非糧食價格在2007年大幅度上漲。而我認為，在2007年糧食出現大幅度的失衡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來自糧食的通脹壓力不會很大。
    陶冬：我則認為，其實的通貨膨脹因素幾乎被食品價格壟斷了。其它服務業的價格一直在漲，且仍被低估，而制造業由于產能過剩價格一直在跌，所以不同的人對于的通貨膨脹的感覺是不一樣的，但是糧價是真正帶動統計局統計的CPI的主要原因。
    主持人:我倒擔心為了給農民增加收入，有意地調整農場品的價格，而這個也不一定是供求關系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糧油價格穩步上漲會否成為一個長期趨勢？
    黃海洲：對。但這個必須要與國際市場靠攏。作為一個農業大國，如果是采取普遍補貼的措施，人為地把糧價抬得比國際上要高得多，那我認為這個實施起來是比較困難的。比如廣東，上海，如果他們覺得國內的糧價比國際市場要高出很多，那么他們可以進口。所以這個政策，在國內糧價低于國際的前提下，是可實施的，也可以說是應該實施的。解決農民收入問題，貧富差距兩極分化的問題。但如果國內糧價比國際糧價還高，那么在這個前提之下，是不應該的，第二是實施起來是有些困難的。
    主持人:除了糧價外，其它資源性產品價格今年會不會有大幅度調整，包括水、電可能還會上漲。那么這個會不會帶來比較大的壓力？
    黃海洲：資源性產品價格上漲肯定會帶來一定的通脹壓力，但我認為水、電等價格的確應該上調，因為資源性產品的成本偏低。而且由于水、電等資源性產品占CPI的比重不大，更大比例的是交通、醫療以及住房等相關價格，而這些價格的波動并不大，也就是說CPI上漲的空間有限。
    主持人：如果CPI增長到3%，是否意味著經濟的通脹壓力很大，央行一定會出手？
    陶冬：一般而言，CPI增長3%是央行可接受的上限，如果超出，央行可能會采取一定措施。但我們也要考慮到，上很多的央行參考的是核心通脹率，即除去糧食和能源之外的通脹率，因為央行很難通過貨幣政策調節這兩部分的價格。因此，即使CPI到3%以后，銀行也未必會加息。但它會采取一些措施，這就取決于那個時候的投資增長、消費等數據。我相信比較可能的是對于一些價格進行控制，比如通過加大糧食儲備中的拍賣和平抑油價。另外，這一段時間以來對于公用品加價問題，政府是有能力控制速度的。但說老實話，即使3%的通貨膨脹率又能怎樣？今天的問題是資產增值，這不是所謂的穩健貨幣政策就能夠應付的，一旦出了事，尤其是目前有大量的草根儲蓄，就會涉及到社會的安定團結和和諧社會的問題。同時大量儲蓄離開銀行就有可能動搖本土銀行的根基，我相信儲蓄的大移位和股市的過度炒作可能引起決策者的擔心，可能觸發下一輪的政策性調整。因此，我對的實體經濟并不太擔心，但是我對金融經濟有更大的憂慮。
    黃益平：另外還要看CPI是以多快的速度上升，如果從1.9%一下子跳到2.8%，大家當然會覺得問題嚴重，但是如果是一直在3%左右徘徊，我覺得央行采取措施的可能性很低。另外，調控措施有多種多樣，如利率等貨幣政策、行政措施等等，但實際上貨幣決策者的語言本身也應該成為一個影響投資或者消費決策的重要因素。當央行覺得要謹慎、但還沒有到加息的時候，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信號影響市場，影響投資者的決策，其實這是比較有效果的。
    陶冬：我覺得既是通脹又是通縮，的制造業過去是通縮、今后也是通縮，的服務業過去是通脹、今后也是通脹。而在這兩個中間，CPI數字的變化只有一個因素，就是糧食。由于經濟在結構上存在問題，所以分析時不能只看一個總數，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的觀察，如果不了解這一點的話，我們談通脹、通縮都是不全面的。
    主持人:但現在居民整體收入似乎并沒有與GDP增長同步，某些行業的平均收入是下降的，怎么理解這種情況呢？
    黃海洲：一般而言，跨地區勞工工資也是在上漲的，而且計算工作者的收入并不應僅僅是工資收入，股市等其它方面的投資帶來的收入效應也是其收入的一部分。把這些都加起來，那么收入和消費都有比較不錯的增長率。在，有相當多的消費并沒有計入GDP數據中，比如有些消費行業由于某些原因沒有報稅或者其交易都是現金交易，而且在統計過程中也存在一定困難，所以GDP數據不可能完全體現出來。
    主持人：泰國、越南好象面臨著與類似的問題。
    黃益平：經濟增長態勢比較好，資產價格在過去一段時間已經有相當快的增長；有貨幣升值預期，并因此導致短期資本流入增長速度非?？?，從而對貨幣和資產價格進一步造成較大壓力；決策者開始想辦法緩和貨幣升值壓力并控制資產價格上漲的速度，我覺得這些是亞洲大多數共同的問題。比如，泰銖去年一年對美元的匯率升值約16%，越南去年股票市場上升了144%，今年到現在為止又上升了40%多。
    陶冬：實際上這是資金化和流動性過?，F象的一個折射，當今上有太多的錢追逐有限的可投資資產。優秀資產少，具有潛在的尚未被市場發掘的有價值資產就少而又少，而資金的跨境流動變得越來越大，不斷推升流入國的匯率，對其出口競爭力打擊很大令多數亞洲非常頭疼。泰國、越南面臨的問題一樣。在這個問題上，是幸運的，因為的資本項目并沒有完全開放，資金流入只能通過QFII。相對而言，幣升值問題更為棘手，但是這是一個性的難題，尤其是那些小國被推向了一個無助的處境，因為它已經不再是本國貨幣環境的主宰者，它的利率政策、匯率政策可能被大量資金的進出抹得一干二凈，這個問題很大，而且暫時沒有解決方案。
    黃海洲：如果從國內和國際的經濟關系而言，我認為應該大力發展國內金融市場，改進國際資產投資。這其中包括大家都在討論的超過一萬億的外匯儲備應該怎樣改進投資的問題。作為一個發展中，但成了一個大的資本輸出國，這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應該改進投資方式，逐漸地變成一個凈投資位置相對中立的――既有資本輸出，也有資本輸入，但從凈投資位置來看，既不是大的凈資本輸出國，但也不是大的凈資本借債國，而是大致持平。當然，這還需要多年的努力。